笔记摘录，关于占星学的历史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占星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而星占学的根，无疑就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从希腊星占文献中可以发现，希腊人大大发展了星占学。古代星占学的真正中心，正是是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从这里，星占学向外扩散，最终遍布整个世界。至迟从迦勒底王朝末期开始，约二百年间，波斯帝国通过它的征服战争，将巴比伦与埃及和希腊世界三方面相互沟通了。巴比伦星占学正是以此为契机而传播四方。

年代最早的世俗占星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ū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献，所谓“征兆(omen)，由观察到的天象以及该天象的星占学意义组成，《征兆结集》由70余块泥版组成，包括7000余项征兆。它很可能写成于公元前900年之前，而此后被广泛引用。这类星占文献有时被西方学者称为“征兆星占学”(omen astrology)。生辰占星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之名盛称于世。瓦罗在他的《论学术》(De disciplinus)一书中，有一章专论星占学。此书后来一再被罗马作家们引用。雄才大略的恺撒虽然并不笃信星占学，却也喜欢谈论和利用之。他选用金牛图案作自己军团的旗帜，被认为是着眼于星占学意义。他本人也写过《论星宿》这样的著作，不过未能传下来。　

“兽带”(zodiac）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出现了，指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在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MULAPIN)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前3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已用于埃及；然而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黄道十二宫体系实际上是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方共同创造完成的，又经过了希腊-拉丁化的承传和发展。

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此二人在现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同时都是星占学大师。希巴恰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他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所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四书》4卷，在西文中常作Tetrabiblos，系自希腊文转写而来，拉丁文作Quadripartitum，皆为“四卷书”之意。托勒密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的姊妹篇，写作时间约在公元139～161年之间，在完成《至大论》之后若干年。经近代西方学者的考订校释，《四书》已有希腊文和英译文的现代版本可供使用。《四书》集希腊化时代星占学之大成，它在西方星占学史上的地位，确实可与《至大论》在西方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驾齐驱。好些有名的星占学家，如希巴恰斯(底比斯的)，保罗(Paul，亚历山大城的)以及尤里乌斯·菲尔米库斯(Julius Firmicus)等人，都引用《四书》，并将此书视为最基本的第一手星占学资料。托勒密在历史上既以星占大师著称，也就发生了一些后世的星占书伪托在他名下的现象。其中特别有名的例子是《金言百则》一书(拉丁文作Centiloquium)，这是一部星占学格言集，共100则。本是一部较为通俗之作，没有什么数理内容。古时被归于托勒密名下流传，但学者们早已确认是出于伪托。　　

最伟大的伊斯兰天学家之一巴塔尼(Battāni)在中世纪通用的拉丁化名字是Albatenius。在他生活的时代中(约公元858～929年)，他被视为阿拉伯天学家的冠冕。其父是一位有名的星占-天文仪器制造者，家学渊源，巴塔尼最著名的贡献是发现太阳远地点的进动(precessional motion)。太阳远地点原先由古希腊天学家希巴恰斯测定，后来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因袭其坐标值，以为是不会变动的，还据此推演出“日环蚀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巴塔尼根据自己的观测，指出太阳远地点已较希巴恰斯所测增大近17，并进而论证了日环蚀的可能。他还重新测算了一系列天学基本数据，如回归年长度、黄赤交角等。在古代世界中，像巴塔尼这样著名的大天学家不从事星占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写了《黄道十二宫之上升》，专论星占学必须涉及的太阳远地点及行星远日点的方位计算；又写了《星占学之应用》(Kitāb Aqdār alIttisālāt)，是对托勒密《四书》的评注。此外，他至少还有三种已佚著作涉及星占学。

接下来是比鲁尼(Bīrūnī)的时代。他公元973年出生于花拉子模的比鲁尼(今为乌兹别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希蒂语)，生平撰写了约146部著作，估计手稿当有13000页左右，流传下来的著作有22部。比鲁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星占学及天文学的。1030年他写了《天文学与星占学原理》一书，是对整个天学体系进行综述的。同年又写成《星占学入门解答》，这是关于星占、天文、算术、几何的简明问答。　

公元2世纪，“星占医学”进一步发展起来。著名的医生盖伦(Galen)曾在科林斯(Corinth)和亚历山大城学习，最后来到罗马，成了奥勒利乌斯皇帝及其后两朝皇帝的御医。他特别注意病人得病的时间，还要仔细考虑为病人施术时天狼星的位置。在他的一篇医学论文中，讨论了月亮和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不同位置时对疾病及治疗的不同影响。在这方面另一位医生安提柯(Antigonus)走得更远，他发表了一部“医学天宫图”(medical horoscope)的集子，至少被后来的医生们在治病时沿用了两个世纪。

以前不少著作家常喜欢说“黑暗的中世纪”，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世纪的翻译运动，是世界学术史上潮流转换的大关节，而在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运动中，阿拉伯人一直扮演着主角，星占学的历史在这里完全不例外，新崛起的阿拉伯人继承了早先希腊人的丰厚遗产，又辅之以自身的新创造，在科学文化上大放异彩。最后，随着中世纪晚期的大翻译运动，希腊-阿拉伯的遗产重又回到欧洲；在与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交会、碰撞、整合之后，最终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面到来作好了准备。　

13世纪初期最重要的星占学家之一斯科特(Michael Scot)，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皇帝的宫廷星占学家，约于公元1230年左右去世。关于他如何被皇帝选中，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腓特烈二世皇帝将一些候选的星占学家叫来，要他们各自运用星占之术预言皇帝今日将从哪个城门出城。斯科特写好答案后封呈皇帝，请他出城后再展阅。谁知皇帝有心要让星占学家们出丑–他叫人临时在城墙上挖一个洞，他从这洞中出城，他想这一着出人意外，不会有谁算得中了。但当他出城后打开斯科特的答案，却见上面写着：“皇帝陛下今天将从一条新路离城”。皇帝大为叹服，就录用了他。　　

要说13世纪时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学著作，当推《天文书》(Liber astronomicus)。此书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这一世纪中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挟其星占之术，靠为君主们充当顾问为生。

13世纪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星占学家，是英国文豪乔叟(Geoffrey Chaucer，公元1340～1400年)。乔叟之享大名，首先自然是由于他那部流芳百世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于星占学也大有造诣，留下的星占学著作有《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一书，但又传此书据说是为他儿子所作。

那个时代的星占学家心目中，尘世间各种事件与日、月、五大行星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及互动关系。例如，太阳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时刻的阳光有不同性质，据说这种观念来自埃及人。又如，火星在星占学家那里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金星则对应于爱情，水星对应于速度和情报讯息，等等。同时，行星又与古代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如土星和克洛诺斯(Cronos)，木星与宙斯之类。关于五大行星的“性质”或“性格”，又有一套说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认为是仁慈和善的，火星和土星则会相冲相克，而水星则是中性的。行星与月亮的影响力，则依据它们对于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与月亮的影响力弱，火星为中等，木星与土星则为强。与此相对应，金星和月亮是“湿性”的，而湿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则代表雄性、男性；此外竟还有“雌雄兼性”(hermaphrodite)的水星。

行星    迦勒底名    希腊名        罗马名   
金       Ishtar      Aphrodite   Venus   
木       Marduk    Zeus          Jupiter   
水       Nebo       Hermes      Mercury   
火       Ninib       Ares           Mars   
土       Nergal     Cronos       Saturn   

莫(Meaux)地方的杰弗里，是被认为预言了黑死病大流行的星占学家之一。据说他依据的朕兆是1315年和1337年先后出现的彗星，以及1325年出现的木星与土星之合(conjunction)。杰弗里是亲身经历过黑死病灾难的人，浩劫余生，事后他自然免不了又要大做文章，对黑死病之劫作星占学解释。他曾在牛津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讨论黑死病的论著。据他说，是由于黄道十二宫中宝瓶宫界内亮星较少，所以死于黑死病的下层民众较多而贵族较少(其实多半是因为贵族的生活卫生条件较好，不易受感染之故)；他又认为，1337年出现的彗星(黑死病的先兆之一)，是火星与土星在双子宫中所生–这种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生”出来的观念，倒与古代中国一些星占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是昂沙·迈阿里(OnsoralMaāli，约1021～1101)，他是一位王子，有的史料说他本人也曾在中亚山区当过小国之君。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通晓宗教、星占、历史、文学等各科知识，以及贵族子弟应知应会的骑射、格斗、狩猎、礼仪等事。晚年时他写下一部教子之书《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 Nāmeh)，有“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之誉(当然未免有些夸张)。书中全面论述了一个王子应该具备的学养以及为君之道，堪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星占学被列为应该通晓的重要常识之一，在书中有不少论述。

公元13世纪中叶，持续了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蒙古人大举西进，首领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建立起伊儿汗王朝。这旭烈兀热衷天学，敬重学者，在西征途中访到了一位大贤–当时正在隐居著述的突斯人纳绥尔丁(Tūｓī，Nas?ir alDīn al,1201～1274)，这是伊斯兰世界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通晓天文星占、数学、矿物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等(皆有他传下的著作为证)。旭烈兀以高薪将他聘为朝中顾问，大加礼敬，并任命他为新朝的首席天学家，于1259年开始在马拉盖(Marā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设大型天文台，由此掀开世界天学史上动人的新页。

文艺复兴带来了星占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又大有过之；由于年代 较近，留下了更丰富更全面的有关史料。然而从表现方式来看，星占学的两次黄金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颇有相同之处，都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现了将第一流天文学家与第一流星占学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腊化时期是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第谷和开普勒。

开普勒(Kepler)为华伦斯坦(Wallenstein)排算的算命天宫图。中心方框里注明出生日期：1583年9月14日；占辞中提到的月亮在第11室；木星在第1室，水星在第7室，正好相对。早在1608年，有人来找开普勒，要他为一位“不想说出姓名”的贵族排算算命天宫图，并预测此人的未来。开普勒已经知道此人是谁，但并不说破，他推算之后作出预言如下：(此人)忧郁警觉，酷爱炼金术、魔法和通神术，蔑视人类以及一切宗教的戒律习俗……因为月亮显得很卑劣，所以他的这些特征将变成为引人注目的缺点，他将受到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的蔑视，他将被看作是一个怕见阳光的孤独野人。他残忍不仁，目中无人，放荡淫乐，对下属严厉凶狠，贪得无厌，到处行骗，变化多端，他常常沉默不语，暴躁易怒，好争好斗。……成年以后，大部分恶习都将被磨去，而他的这些不寻常的品性会发展为坚强的办事能力。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争名夺利的强烈欲望，企求威严权势，因此他就会有许多强大的、对他不利的、公开和隐蔽的敌手，但他们大部分都将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水星正和木星对立着，因此他将赢得声望，他将成为一个特别迷信的人，依靠这种迷信的方法他能把一大群老百姓笼络在自己周围，并被暴徒们推为首领。（厄泽尔(EOeser):《开普勒–近代科学的兴起》，任立译，科普出版社(1981)，第79～80页。）

这个匿名来求星占预卜的贵族就是华伦斯坦，16年后，这份天宫图又被送回开普勒手中，上面已有华伦斯坦的亲笔批语，这次他仍然匿名，要求星占学家为他补充未来命运的细节–他此时即将出任联军统帅。但开普勒拒绝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命运全由星辰决定，“那他就还未成熟，他就还未将上帝为他点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来”，或者说，他就是还未明白“哲人主宰星辰”的大道。不过此举并未破坏这位大人物对开普勒的好感，他依旧颇为慷慨地赞助后者的天文学工作，为他提供住宅和各种方便，让他安心编撰星表(以帝国皇帝之名命名，即著名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开普勒为这位统帅所作的星占推算中止于1634年，他不愿意继续推算下去；而偏偏就在这一年，这位统帅在达到他成就的顶峰–1633年底吕岑会战大获全胜，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战死–之后，因功高震主，受到猜疑而被解职，旋即遇刺身亡(2月25日)。人们似乎不能不承认开普勒为他推算流年恰好中止于这一年，是有预知未来之深意存焉。

开普勒作为一个成功的星占预言家的声誉，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建立。他的一生历经战乱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麻烦，又不富有，因此不能不亲为稻粱之谋，他主要的谋生途径之一是编撰星占年历–一种很像中国古代历书(黄历)的出版物，我在下文另将谈到；这是那时非常风行的读物，所以颇能赚钱。开普勒在他的星占年历中对1618年作了这样的预言：春季“不仅气候，而且首先是行星的运行，都使人偏好争斗”。更奇怪的是，他精确预言了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时间：“肯定是五月里爆发”。事实是，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发生起义，群众冲入王宫，将两位钦使从窗口投入濠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掷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战争于是爆发。

直至公元14世纪末，欧洲各国的宫廷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星占学家而运作。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波希米亚。。。各地的宫廷无不如此，君主们需要星占学家的预言，他们让星占学家提供咨询，充当顾问，甚至直接参与机要，委以重任。与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相比，星占学家和他们的星占学，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颇有上升。

著名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他完全算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伟人之一，但是因他言行乖戾，又几乎藐视一切权威，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即使是在他已辞世400余年的今天，西方学者仍认为他“是一个不解之谜”。帕拉塞尔苏斯是著名的医生、炼金术士和自然哲学家，由于他对星占医学的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星占医学发展的压轴人物。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两部著作中：《评论书》(Paragranum)和《误医迷宫》(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　

1859年，英国诗人杰拉尔德(E.F.Gerald)将欧玛尔的诗中的75首译成英文，取名《四行诗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am)，立刻风行全世界，迄今已有数以百计的版本。他的诗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瑰宝，成为古代波斯文学的骄傲。他的诗集在中国以《鲁拜集》(郭沫若译本，1923年)和《柔巴依集》（黄杲炘译本，1982年)的名称广为人知，这两种译本都是据EF杰拉尔德英译本转译的。在这些优美动人的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作为一位专业的天学家，总是免不了要谈谈星占算命之类的话题：　　

你想，在这门前便有日夜交替，　　
已经凋敞破败的队商客栈里，　　
一个个苏丹如何在荣华之中　　
守到他命定的时辰，就此别离。（《柔巴依集》，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9页。）　

星占历书很可能是16、17世纪最为畅销的读物，据说销售册数超过《圣经》。姑取一些这一时期英国的有关数据以见一斑：1600年之前，在英国已出版了600余种这类历书；而在下一个世纪中这类出版物超过2000种。当时一位极负盛名的星占学家利利(W.Lilly)(下文还要专门谈到他)所编的星占历书，销量逐年上升：1646年印13500册，1647年为17000册，1648年为18500册，此后则每年售出近三万册。注意这仅是一城一地、一位星占学家作品的印刷销售情况，则全欧洲当年星占历书之盛行与畅销已不难推想。　　

在16～17世纪的英国，有三位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们都在伦敦开业：福尔曼(Simon Forman，1552～1611)，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这三人可称为那时的“三大星占学家”。其中福尔曼年辈最早，他主要作为医生，同时又作为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术师，活动于伦敦近30年，因为是“无照经营”，曾几度入狱。在他上述几种职业中，只有作为医生获有剑桥大学发给的许可证。这三人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利利，出身于贫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里做仆人，后来娶了东家的遗孀，差得自立。他只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星占学，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本行公认的领袖，在平民和上层社会中都拥有巨大影响。

到17世纪以后，星占学在西方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关于星占学的衰落，托马斯有一段颇富文采的议论：(星占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讽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